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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学党章活动

2018年03月06日10:13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6月11日,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七大闭幕会上,毛泽东对七大代表讲:“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中共中央于6月26日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一切七大文件(包括各种报告及党章)均须在报纸上发表,文件长的分段登载,或者出特刊,使党员与党外人士均能阅读。”文件下发后,迅速掀起了学习贯彻七大精神的热潮,中共西北局、华中局、晋绥分局、中共山东分局先后下达关于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解放日报》等党报党刊集中报道了学习党章情况,各地认真开展了以整风精神学习贯彻党章的活动。

第一,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学党章。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中,特别强调在学习中要“及时总结与交换学习经验,利用报纸推动与帮助学习”。当时的《解放日报》关于党章学习的报道仅1946年就有38篇之多。有的报道和文章是讲联系实际学党章的,如1946年11月5日集中刊登了《我们怎样深入党章学习》等5篇文章;有的是讲如何对照党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的是讲学习中发扬知行合一、习作合一,以工作改进成效来检验学习成果的,如《王家坪机关学习党章,工作有改进》《延长配合党章学习,检查工作作风》《减租工作的反省及对甘泉领导作风的意见》等等。这些舆论报道,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善于“解剖麻雀”,发现典型,以点带面,从释疑解难争鸣、克服学习障碍、督促比学赶超、推广先进经验等方面进行跟踪报道,时效性强、针对性强,发挥了树旗帜、立标杆,促进党员学深学透党章的重要作用。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党章。把学习党章同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是延安时期开展党章学习的重要原则。如西北党校在其党章学习计划中,就特别强调:“从自己的思想与目前的现实问题出发,去钻研党章的原则和条文,然后再联系到思想上来,这即是把文件与思想和实际问题结合而为一的学习方法。”西北局从1946年1月起,开始组织边区县级以上的在职党员干部学习党章,时至当年9月,西北局连续召开两次学习情况总结会议,听取李卓然(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关于党章学习情况的报告,习仲勋、谢觉哉、贾拓夫、马文瑞等均作了发言。会议认为,前一段的学习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缺点是“学习未能与实际密切联系,脱离对目前干部思想倾向的检讨,没有和工作结合一致”。会议决定从9月起重新组织党章学习,要求学习中把联系实际贯彻到位。为指导下一阶段的学习,李卓然在总结党章学习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如何联系实际学习,撰写了《学习党章的目的与方法》一文。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做事情不见成效不松手的较真劲,为强化学习教育实效性提供了保证。

第三,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学党章。延安时期的党章学习,继承了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对照党章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西北党校针对一些人害怕整风的毛病,在党章学习计划中强调,“整风是一辈子的事,脸是天天要洗的,不能说我已经洗过两年了,怎么还要洗啊?”并指出,“过去整风解决了一定的问题,但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我们党校一切的学习,都包含着整风在内……”安塞县一位干部在学习党章时密切联系自己所负责的减租工作进行反省:“去年虽然进行了减租,但是减得很不彻底,这主要应该由我负责。首先在我的思想上,对政策没有明确的认识,群众观点不够,无原则的向地主妥协”,结果是“对于佃户的薄收未照顾,几年来不法地主任意给农民加上的租子,也未退出”。鲍侃(儿童歌曲《丢手绢》词作者)从女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保育院工作,她曾认为这是大材小用,便对工作产生了马虎和应付的态度。参加党章学习后,她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革命工作没有贵贱之分。思想上的转变使她进一步坚定了为群众服务、为革命奉献的决心。《解放日报》报道的类似例子还有很多。这表明,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当时学习党章的普遍做法。自我反省讲求深刻彻底,接受批评讲求诚心诚意,对不正确的批评“先倾听,再分析,不采取‘堵口’的办法”,“不搞‘摊派式’的反省,使反省真正基于个人认识的转变,因而就成为转变工作的起点。”这些都是延安时期学习党章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型写照。

(摘编自《党建》2016年第5期 李国喜/文)

(责编:李辉、韩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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