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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补课事件《系统请我当老师》

本书又名《这个老师不一样》《史上最强老师》…… 穿越到平行空间的孔孟,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聘入致远中学,开始了他神…

本书又名《这个老师不一样》《史上最强老师》……

穿越到平行空间的孔孟,以不可思议的方式聘入致远中学,开始了他神奇的教师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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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补课事件

为了当明星而逃课,嘿嘿,老师有无数神曲,想学?给我学习去!

还有人酷爱武术?来,老师和你过过招。

……

“孔先生,您能给我写首歌吗?价钱不是问题,喂,孔先生,孔神医,孔飞人,孔艺人……孔老师?”

“早说嘛,你想唱什么风格的,包在我身上!”

407补课事件

“……”

孔孟:著名医生、著名作家、著名音乐人、著名运动员……只是我为培养学生顺手搞出的兼职,我真的只是一名最普通不过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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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围绕60年代初大灾荒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关系已出版了若干论着,但学术界却较少注意四清运动与大灾荒的关系。本文依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和其它相关资料,对这一问题作了初步研究,形成的基本看法是:四清运动虽然初兴于1963年,但是早在大灾荒趋于顶点的1961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造成大灾荒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并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只是由于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事实上将毛泽东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才未使之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62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毛泽东重拾一年多前提出的那些概念,并迫使中央核心层接受了他的意见。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3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一、毛泽东对大灾荒的反应

进入1960年,由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国内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已经全面形成,各地普遍出现粮食紧张、人员外流、浮肿蔓延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激增等现象。但是对于中央领导层而言,这些并非是1960年产生的新情况,早在一年前若干省份就曾向北京作出汇报。[1]现在毛泽东要求全国各级党组织注意解决此类问题,并研究了解决问题的对策。 1960年3月,毛泽东针对粮食紧张的问题作出批示,要求全国一切公社推行”用植物秸、杆、根、叶大制淀粉”。[2]毛泽东对”非正常死亡”现象也作出了反应。1960年3月,毛批阅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文件,在山东的文件中有反映该省农村已出现”非正常死亡”的内容。毛批示:”这些问题,各省、市、区都有,如不注意处理,定会脱离群众。”毛指出,用召开六级干部会议的方法处理此类问题较好。[3]同月,北京对甘肃通渭事件作出正式判断-自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通渭、陇西、和政三县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中央批转甘肃省委解决通渭问题的意见称:造成事件的原因是机会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搞在一起,”从县到基层都混进一批反、坏分子,干部队伍不纯是发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4]在此前后,中央也向全国通报了宁夏自治区党委处理中宁事件的意见,认为1959年冬到1960年春发生的中宁县”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宁民主革命不彻底,建党根子不正,党组织严重不纯”。[5] 面对粮食紧张和”非正常死亡”等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6]他要求解决某些缺点和错误,然而毛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类并不能真正舒缓农村的紧张情况,因为这些会议的主题是贯彻中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诸如坚持社会主义阵地公共食堂等,在”继续跃进”的形势下根本无从解决饿死人的问题。 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类消极现象都是前进中的暂时困难,不应妨碍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在毛的全力推动下,1960年1月上海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三年完成《农业发展纲要40条》,五年赶上英国,同时着手部署在城市大办人民公社。到了3月,杭州会议更号召:实现”城乡公共食堂普遍化”,紧接着,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兴办起人民公社。 在全国经济正急剧恶化的形势下,毛泽东的乐观态度客观上助长了省一级领导的新一轮浮夸风。1960年3月,由张平化任第一书记的湖南省委向毛和中央报告:该省群众的福利和健康普遍较好。[7]在由舒同任第一书记的山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虽然也承认该省存在水肿、饿死人现象,但却把坏事当作好事汇报,这就是,即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报告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8]由吴芝圃任第一书记的河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则强调该省如何”深入学习毛着,系统总结大跃进丰富经验”,以及如何提高领导水平云云。[9]吴芝圃向毛报喜讯:河南全省人口99%已入食堂,办得好的的食堂占总数66%。吴芝圃且声称该省创造的三级书记进食堂,搞”试验田”的措施,巩固了社会主义的食堂阵地。毛对河南报告大为赞赏,称其”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和科学性的文件”,[10]并表扬三级书记搞食堂”试验田”:”这些办法极好”。[11]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80%。毛又予以赞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的总结”。[12] 几个大跃进红旗省大办食堂的先进经验使毛泽东大为振奋,他甚至将黑龙江省的经验写成通俗易记的四言诗,诗云:”加强领导,全民食堂,猪菜丰富,计划用粮,指标到户,粮食到堂,以人定量,凭票吃粮……”。[13]毛强调食堂问题”极端重要”,表扬豫、湘、川、云、贵、沪、皖等省市做的最好,要求全国学贵州,学河南,”一律照此办理”。[14] 各地的这类浮夸报告是否对毛泽东构成”误导”?笔者认为即使有些影响,也不大,因为毛可以通过各种信息渠道了解全部情况。重要的是,他需要这类报告和经验总结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毛的这种态度对各地影响甚巨,各省纷纷报来缺点、错误已被克服或战胜的消息。由王任重任第一书记的湖北省浮肿和饿死人现象极为严重。1960年3月,黄冈浮肿人数5万,却宣布一周后即扑灭水肿1万。襄阳竹山县有5500人浮肿,一周后传出消息,大部分已被”扑灭”,只剩80人。[15] 1960年4月以后,毛泽东在继续鼓动跃进的同时,对狂热的宣传已略有不安。4月28日,毛在一份批示中提到:在宣传报道方面,”要善于藏一手”,”防止发生不切实际的浮夸风”。[16]毛的这个批示只是提到宣传降温的问题,并不涉及已大量出现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6月,毛泽东似乎开始觉察到,或者是真正愿意面对农村的严重问题,起因是陶铸的一份报告。陶铸认为,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是开展一场”三反运动”,即反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具体内容为纠正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强迫命令一类错误。应该指出,干部违法乱纪确实是造成农村严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些都是干部在执行上级各种命令的情况下干的,犯下这类错误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积极分子,仅几个月前,这些基层干部还因有力地执行了上级指示而被表扬和重用。现在领导却将自己责任遮去,而让基层干部”背黑锅”。尽管陶铸未尝不明白造成农村危机的真正原因是政策错误,但他的报告丝毫不敢涉及这个问题。 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帐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打击范围掌握在3%之内;通过运动,最后促使干部参加劳动。[17] 陶铸的报告既不涉及修正政策,又开出了解决问题的药方,果然获毛泽东赏识,他称赞广东”提出来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18]

1960年6月后,毛泽东对大灾荒的解释逐步清晰,他认为问题主要是由”五风”造成(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毛的上述判断应该不错,却只涉及问题的现象层面,他所提出的解决问题之道仍是其一贯坚持的大搞阶级斗争的一套。 毛泽东提出在农村立即开展整风、整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搞三反运动,同时继续坚持农村食堂。其结果是”三反”与事无补,1960年9月的”八字方针”也不能立即缓解大灾荒,形势进一步恶化,致使部分地区饿死人的现象在1960年下半年后已发展到”惨绝人寰”的地步。1960年6月后,河南信阳地区已饿死人达100万。[19]10月21日,中组部、中监委4名干部写出有关”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4日,李富春将报告上报毛。10月26日,毛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20]”信阳事件”给毛以大震动,次日毛批转胡乔木有关推广小球藻的报告,胡称,”此举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21] 面临极端恶化的形势,毛泽东终于同意加大调整政策的力度,1960年11月3日,中央下发紧急指示信(12条),提出全面反五风,允许农民保留小额自留地,允许农民经营小规模家庭副业。在当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虽提到”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却没有将其变为中央的政策,现在终于明确为具体政策。但是”紧急指示信”仍然坚持农村食堂,此项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有关自留地的精神? 1960年11月,毛泽东开始修正”形势一片大好”的论断,改口说”三分之一的地区的形势不好”,同时毛又明确提出,调整政策后,几个月形势就会好转。[22]毛要将基调先定下来,即解释为何全国部分地区形势不好。 现在毛泽东的解释比6月份前进了一步。他说,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23]可是有无领导方面的责任和缺失呢?毛争取主动,首先承认自己有错误。尽管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已没有任何人敢于提出毛的错误的问题,毛却知道党内外都有一股指责、埋怨他本人的空气,毛预感到自己要承受这股巨大的批评压力。与其让这股”阴风”不断蔓延,不如公开将其挑明。1960年6月,毛在《十年总结》一文中第一次谈自己的”错误”,毛说,他的”错误”在于将过渡时期估计太快,但马上强调:”错误不可能不犯”,”有一部分错误大概也是难免的”。毛并没有忘记将其它人捎上,他说,”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的”。[24]1960年11月,毛在一份为中央代拟的文件里,用第三人称的方式,再次谈自己的错误,言辞和态度都非常恳切。[25] 毛泽东已作”自我批评”,各省大员纷纷表态愿承担责任、为毛分忧。仅仅半年之前,在北戴河会议期间,各省的书记们还不肯检讨,他们非要等中央检讨后,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极为焦急,他耐心启发华东各省的书记率先作出检讨,但是书记们就是不上钩。[26]柯庆施无奈,只能借上海工人之口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一个指头的毛病是出在我们手上。”[27] 毛泽东既已下”罪己诏”,各省检讨报告如雪片般报向中南海,所有的检讨都是一个调门:中央的政策是正确的,地方在执行正确的政策过程中出了偏差。毛泽东心领神会,对这类报告一概嘉许。[28] 1960年11月后,毛泽东焦急地等待各地报来”好消息”,地方领导非常理解毛的这种焦灼心情,迅速报来的各种材料,皆是”12条”下达后农村一片新气象的内容。安徽省委的报告称,传达12条紧急指示信后,全省”人人兴高采烈,生产出现了一片崭新气象”。[29]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开展”红思想运动”,借工人之口说,”现在每月能吃大米白面,有这幺多的粮食,真是上天堂了。今后我再也不吵粮食不够吃了”。[30] 此时此刻,毛泽东太需要这类反映”大好形势”的报告,毛更对”乱讲”十分警惕,他同意林彪的意见,禁止军队同志向地方领导反映对形势问题的看法。[31]

1960年11月,毛泽东的心情较为沉重,反映在政策制定方面,也显示出某种理性化色彩。11月29日,毛网开一面,批示免去资本家下放农村,改为下放城市企业。[32]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下去,加大”罪己诏”的份量,可能会加速扭转危急局面,毛也不失为知错即改的”贤君”。 但毛泽东斗争了一辈子,经历了无数风浪,运思是独特的。毛对自己领袖威望变得异常敏感起来,1960年12月14日、21日,他在下发军队的一份文件中亲笔写道:”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33]毛也将外国左派歌颂他的资料批转给中央和省级负责干部阅读。[34]毛心细如发,完全清楚党内外早已怨气冲天,如果听之任之,极有可能会危及自己的领袖地位。1960年毛退居二线在中央核心层早已明确,毛已处在相对超脱的二线。尽管一线、二线的界限极为模糊,毛仍象过去一样直接给中央常委和省一级党委下指示,所有的中央决策仍需毛点头,但毛仍不得不多存一份警戒。他只能采取进攻的姿态,大讲阶级斗争。 1960年12月底和1961年1月10日,毛泽东两次批示全国推广辽宁、锦州以阶级斗争解决群众”闹粮”的经验,[35]毛在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处理信阳事件的报告时,表扬该报告是”好文件”,[36]信阳地委的报告称,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解决的方法是将整风(阶级斗争)与救灾结合起来,夺回被敌人篡夺的各级领导权,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补课。[37] 1960年10月,陈云在河南省视察,该省已饿殍遍野,而省委领导人竟敢向陈云吹牛说,该省粮食产量比去年增产一倍,不但不需调入粮食,还可调出粮食。[38]两个月后,河南省委竟将责任推到子虚乌有的”阶级敌人”身上,在这之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赴信阳调查,结论是”干这种事情的,通通是贫雇家(庭)出身的干部”。[39] 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对死人事作出正式判断,毛指出:地主阶级复辟,各地出了乱子,才意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复辟,我们对城市反革命比较有底,对农村多年未搞阶级斗争,没底。[40]在这里,毛不愿直接说”饿死人”,而是说”出了乱子”,且”乱子”是敌人破坏所造成。毛的这个思路,并非产生于1961年1月,早在一年前甘肃省委关于解决通渭事件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如是说。在经过一个短时期的思想波动和震荡后,毛又恢复了从容,现在他要从理论的高度来分析这类问题,毕竟和平时期大面积饿死的人现象极其罕见,想绕过去也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将他对形势的判断加以进一步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毛指出,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出乱子的原因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复辟,勾结坏干部,实行和平演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用扎根串联的办法,组织阶级队伍(贫协),开展对敌斗争。[41]阶级斗争的对象有两类:钻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 毛泽东为什幺将阶级敌人的破坏视为造成特大困难的主要原因?其一,毛不能接受工作错误是主要原因的分析,这将使自己无地自容,并证明彭德怀意见的正确。第二,毛的思维逻辑也使他相信,造成大量死亡一定是敌人破坏所致,因为他和党是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那种坏事的人一定是国民党,或是混入党内的国民党分子。 然而问题还有另一面,尽管在毛泽东巨大的意志壁垒前,中央层无一人敢于站出来讲话,但毛深知不满的潜流正逐渐汇集,毕竟大量死人事是客观存在,除非紧闭双眼。毛知道现在已到了松镙丝钉的时候了。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1961年搞个实事求是年,他要求全党各级负责干部下乡搞调查研究,毛且同意把给农民的自留地由原先占公社土地的5%上升为7%,同时开放农村的自由市场。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期间及之后一段时期的决策包含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第一,毛明确将农村的危机归结为阶级敌人破坏,并着手布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第二、毛也同意对农民作出若干让步,毛在向农民让步时,仍坚守住他的意识形态底线,不明确承认是让步,而是称之为”安排城乡人民经济生活”。 毛泽东在1961年初的判断和接连出台的措施-既要搞阶级斗争,又要搞救灾,恢复生产,在实施中带来极复杂的后果:八届九中全会后,死人现象继续蔓延,大抓阶级斗争也无法予以制止,以至出现建国后最严重的危机。 八届九中全会后,各地开始贯彻毛泽东有关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整风、整社、整党的社教的指示,1961年1月,保定市委书记下乡,搞扎根串联,组织贫下中农协会,调查的结果是:基层政权全为坏人当权,贫雇农出身的干部全被地富收买,其根本原因在于土改不彻底。天津的经验是:应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河北省的经验则认为,出现特大困难的原因之一乃是过去对地富反坏”摘帽”多了。[42] 在特大困难的形势下大搞阶级斗争,并不局限于京畿重地,而是遍及全国各省区。1961年1月,湖南省仅在一个短时期内,就有11人在运动中被打死和自杀,[43]广东省则在1961年12月,全面展开”民主革命补课”,以至刘少奇需要出来强调,在整风整社中绝不能动用肉刑。[44] 问题在于,即使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也无法遏止大量农民饿死的现象,残酷的现实是:贫下中农和地富一起因绝粮而死。

1961年,全国的危急形势已趋顶点,城乡人民普遍因缺少粮食和副食品而浮肿,大批农民自发流入城市讨饭,农村地区卖儿鬻女和妇女弃家出逃现象极其普遍,”非正常死亡”比率急剧上升,据不完全资料反映:1961年6月之前,福建省龙岩地区病人已达13万5千。流入陕西的甘肃妇女,与陕西男子”非法同居”者达3万人以上。1961年夏情况进一步恶化,在大跃进重灾区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6月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万6千7百多人,9月份即上升到3万5千6百人,到10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即高达10万,卖儿女者985人,有夫改嫁者869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45] 就在形势不断恶化的同时,一股微微的暖流已开始在中国农村大地升腾、吹拂。随着中央加速调整政策,特别是解散公社食堂,恢复农民自留地和开放集市贸易后,农村果真出现了转机的迹象,濒临死亡的农民又有了一口活气。在中央或省地调查组的默许下,不少地区的基层干部更向前迈出一步,在自发解散公共食堂后(许多省区的农村食堂因断粮绝粮,在中央下达指示前即自行解体),甚至搞起了”大包干”。1961年10月,贵州这个一年前大办食堂的红旗省,就有三分之二的县实行了包产到户。短短数月,原先死气沉沉的农村,又有了活力,以至于不少城市的工人要求返乡种地。 毛泽东最先捕捉到这股经济复苏的迹象,现在他的精神又开始振奋起来。1961年9月,毛在庐山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困难已到谷底,形势一天天向上升。[46] 二、悬置阶级斗争:刘、周、邓、陈的态度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搞社教的指示,要求以阶级斗争的精神,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刘少奇等不正面反对毛的意见,也在各地部署贯彻毛的指示,但总的说来,是将毛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悬置起来而把救灾、调整经济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 刘少奇原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积极支持者。在庐山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全力支持毛,虽有资料反映,刘对在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有所保留。[47]但从庐山会议后至1960年上半年,刘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和毛泽东保持一致,进入1960年下半年,刘少奇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刘在继续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原先与毛完全一致的调门,渐渐也夹杂了某种”杂音”。 刘少奇在60年代初已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完全知道国家已陷入严重危机,他也了解问题症结之所在,更知道自己作为中央第二号人物对此应负的责任。因此刘在1960年极为谨慎,说话、办事都小心翼翼,竭力照顾、迁就毛泽东。 1960年6月,刘主持各大区、各省市负责人会议,指出半年以来问题严重,却将”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放在一起讲,[48]以减缓讲话的冲击力。1960年9月,中央虽然通过”八字方针”,但在落实、贯彻方面却显得迟缓、无力,”始终没有摆脱’跃进’的架势”,[49]以至数月后,仍看不出成效。刘少奇在谈到”非正常死亡”时更是极为小心,他说”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50]尽量使语言不那幺尖锐。 虽然刘少奇已为毛做了不少开脱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却不得不每天面对各地如雪片般报来的灾情报告,在这种严峻的形势前,刘的心情愈益沉重。1960年6月10日,刘少奇首次针对毛的著名的”指头论”(成绩是9个指头,缺点、错误仅为1个指头)发表了看法,他说”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51]1961年3月,刘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一方面讲”有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另一方面,又情不自禁地检讨起中央决策的失误。刘说:”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以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52]刘少奇这番话,带有自我批评的含义,却容易引起毛的疑心,因为多年来,”中央”即是毛,除了毛可自称中央,毛以外任何人,包括刘,皆不可以中央自居。他们以中央的名义起草的各种文电,也须报毛批准后才可下发。因此,刘的这番言论,已构成对毛的”压迫”。 形势日趋困难,对刘的态度变化有决定性的影响。1961年4月,刘亲赴家乡蹲点,对形势的严重性有了完全彻底的了解。八届九中全会后,毛又去了南方,由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刘少奇加大了政策调整的力度。 1、同意陈云建议,从国外紧急进口粮食,以舒缓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2、支持陈云有关减少2000万城镇人口的建议,以减轻国家对城市的沉重负担。3、主持罢免了一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严重省份的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1961年,河南的吴芝圃、山东的舒同、甘肃的张仲良、青海的高峰等皆被免职,调作较次要的工作。刘甚至提出对一些罪行严重的地、县负责干部应加以逮捕法办。 刘少奇的上述举措十分有力,进口粮食和罢免浮夸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挽回了已被严重损害的共产党的威信。刘在与毛共事的几十年中,既有顺从、畏惧毛的一面,也有提出并坚持自己看法的一面,这是刘少奇政治性格的特点。1959年4月,刘接任毛做了国家主席,1960年后,毛有所消沉,暂时做了”甩手掌柜”,默许刘少奇等对过往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又使刘的活动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扩大。 刘少奇态度的变化对核心层其它领导人具有极重要的示范作用,周恩来受到很大的鼓舞。在历史上,周与刘并非一路。1956年,周、刘联手反冒进,引致毛震怒,两年后,毛在领导层中批周恩来,却放过了刘少奇,使周从此格外小心。周为国家经济的总管,完全了解实情,1960年后更是为调粮、救灾日夜辛劳,11月,周又担任了中央瓜菜代领导小组负责人,但周知道此事的全部复杂性和微妙性。在那几年,周十分注意与毛保持一致。1959年11月,周说:人民公社有缺点是难免的,是不到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毛主席已经纠正了。[53]1960年,安徽饿死人已经成了半公开的秘密,3月29日,周将反映安徽死人的群众来信批转给曾希圣:”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夸大其辞”-面对毛的这位爱将,周尽量把话说的四平八稳,但周批语的主调仍是要曾希圣加强注意,派人前往调查,并要求曾将调查结果报周。[54] 在这之后,毛泽东有关对农村情况的判断已经形成,周迅速跟上毛的口径。1960年12月6日,周带中央草拟文电,针对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几个饿死人最多的省份出现的严重情况,指出:”其中某些反革命的破坏行为显然是封建势力在地方篡夺领导,实行绝望性的、破坏性的报复”,周强调,”这是农村中阶级斗争的最激烈表现”。[55]周对毛的认识太深,从内心深惧毛,因而周一般不会主动向毛提出任何有关涉及全局纠偏的建议。1960年8月,周对李富春提出的纠偏方针,”整顿、巩固、提高”加以修润,将”整顿”改为”调整”,增加”充实”一句,使其成为著名的”八字方针”。这一改动使”八字方针”显得温润、委婉,照顾到了毛的情绪。 然而周恩来的现实主义毕竟占主导,只要刘、邓愿意领头,周马上响应。1960年3月24日,在毛主持的常委会上,邓发言批评报刊上对毛思想的宣传庸俗化,周当即表示赞成邓的意见。[56]但周仍十分注意分寸,在涉及重大政策调整时极为谨慎,一定要等毛愿意转弯或核心层已取得一致意见后,才表明自己的态度。据《江渭清回忆录》披露,1961年2月,毛在杭州开往绍兴的专列上,与几个大局书记和华东几省的第一书记叙谈,柯庆施顺从毛意,大谈公社食堂的几大好处,毛听的”眉飞色舞”。毛转而征询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的看法,江渭清如实反映农民急盼解散食堂。毛当即要在座的周恩来表态,周答曰:渭清同志讲的有道理。于是毛发话,要江渭清先把江苏的食堂解散。[57]但周毕竟十分了解毛的个性,毛完全可能转眼间不认帐,因此周在解散食堂问题上并没有自行采取措施。1961年3月后,中央核心层领导纷纷下乡调查,基本都倾向解散食堂。周在邯郸调研一周,5月7日,亲自就食堂问题向毛电话汇报,建议解散食堂。但毛却不在周的电话汇报记录上明确表态,只是批示转发下去,供各地同志参考,以后由于刘少奇等强烈要求解散食堂,毛才在1961年5月-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同意,是否参加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与周恩来的小心翼翼相比,邓小平因受毛信任而显得敢说敢为。邓在核心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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