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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一女教师溺亡 此前因有偿补课被撤销班主任。枞阳老师去桐城补课

舒巷小学语文教师丁圣荣 2016年1月28日,安徽安庆市,舒巷小学语文教师丁圣荣早早离家,未带手机,也未和家人…

舒巷小学语文教师丁圣荣

2016年1月28日,安徽安庆市,舒巷小学语文教师丁圣荣早早离家,未带手机,也未和家人打招呼。次日,家人在家附近一工地水塘内发现了丁圣荣的尸体,她的口袋里只有家中钥匙和一张百元人民币。

警方排除了他杀可能,丁圣荣的遗体2月25日被火化。在这近一个月内,因为认为她生前受到不公待遇,其家属一直与舒巷小学,及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安庆开发区教育中心处于拉锯战中。

据家属称,在生命中的最后一学期,45岁的丁圣荣在工作上接连遇挫:因被举报有偿补课,她丢了班主任一职,薪水居于全校倒数,感觉受到同事疏远。

这其中还有一段关于举报的“罗生门”。家属称,去年8月底,丁圣荣在一次与学校、教育中心的三方会谈中,直斥学校不法现象:包括违规让学生购买教材,校长允许老师用学校场地搞有偿家教等。

而参与会谈的教育中心副主任洪大文、孙爱发均向澎湃新闻()表示,会谈气氛很融洽,并未谈到相关话题,也从未接到过相关举报。

1月30日,丁圣荣家属向教育中心申诉,直指张永进庇护学校部分教师进行有偿家教,洪大文对学校护短。申诉认为,正是张永进排挤打压丁圣荣,才使后者精神恍惚,随后溺亡。申诉有5点要求:包括撤销张永进及洪大文职务,赔偿671780元。

2月25日,教育中心主任金俭回应澎湃新闻称,经调查并未发现舒巷小学校长给老师提供办公室进行有偿家教,他同时表示,丁圣荣的死,与学校及教育中心没有关系,“我个人认为丁圣荣家属做法并不合适,他们索要的金额很大,让我们意外。”

舒巷小学语文教师丁圣荣

一次三方会谈的“罗生门”

2015年8月底,舒巷小学开学在即,校长张永进等校级领导在职工会议上做出了一项决定:撤销丁圣荣的501班班主任职位,安排其去401班任语文老师。

“我们决定后,打电话向丁老师通知了此事。当时她和戴校长(舒巷小学副校长戴春华)发生了争吵,但后来丁老师又向戴校长发了道歉短信。我们以为既然道歉了,就应该已经接受工作调整的安排了。”舒巷小学校委会成员王常虹老师回忆道,“但是,8月31日,学生报到当天,丁老师却堵在601班门口,导致学生无法正常报道。”

“突然撤销”和“毫无缘由”,是丁圣荣老师家人对此次调整的描述。据丁圣荣的姐姐丁圣早回忆,妹妹确实事先接到了学校电话,通知其职位变动,但她并不愿接受这一安排,也没得到为何要撤销其职务的满意答复。

8月31日当天,丁圣荣堵门的事还惊动了安庆市开发区教育中心。

枞阳老师去桐城补课

据教育中心副主任洪大文回忆,事发当天张永进给自己打电话请出面调解。“我建议请丁老师到教育中心面谈。”洪大文说,丁圣荣一开始不愿去,但后来还是和戴春华一起来到教育中心。洪大文还叫上了教育中心分管纪律的孙爱发副主任。

在洪大文和孙爱发的描述中,当时四人谈话只持续了约二十分钟,谈话气氛很融洽,没有人斥责丁老师,她本人的情绪很正常,接受了学校的撤职决定。

然而,关于这次会谈,丁家人又有另一番描述。

枞阳老师去桐城补课

丁圣早回忆,那天妹妹回来后说,在教育中心领导面前揭露了舒巷小学的某些“不合理现象”,包括违规让学生购买“二类教材”,甚至允许某些老师利用学校办公室搞明令禁止的课外辅导班等。丁圣荣的丈夫陈鋆回忆,当天妻子“特别生气”。

对于揭露“不法现象”一事,洪大文与孙爱发均对澎湃新闻予以了否认,“当天我们并没有谈到其他话题,也没有接到过相关的举报,气氛很融洽啊。”洪大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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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宫中学教师吴成强的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个神秘的信封,用书本夹好,放在抽屉里最隐蔽的位置,他会不时拿出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样神秘又重要的信件呢?经了解才知道,原来这是他援藏期间,几位藏族学生写给他的书信。2016年8月,吴成强和安徽省首批“组团式”援藏教师一起前往西藏山南市,开展为期一年的援藏工作。因表现优异,被山南市教育局授予优秀援藏教师称号。

“给‘吴爸爸’的一封信”、“致和蔼可亲的吴老师”,还有一封藏文书信,这些都是吴成强在结束援藏工作前,他支教的山南市第二高级中学学生们写给他的信,一字一句都表达着孩子们对他的感情,对他支教工作的认可。每次翻读这些书信,过往的那些记忆又浮现在脑海。从教以来,吴成强一直有一个坚定的想法———到西藏去支教。2016年上半年,当他得知当年安徽省实施首批“组团式”教师援藏计划,且枞阳县有一个名额,立马报名参加,经过体检、考核,各项条件都符合,于当年8月踏上了援藏之路。其实这之前他也经过了一番内心斗争,“当时我小孩才几个月,我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妻子当时还在怀宁县任教,家里面临诸多困难,但是每位援藏工作者都得克服各种困难,我的家人都非常支持我去援藏,相信我也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刚到西藏,吴成强就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头疼、流鼻血、血压一直居高不下,晚上整晚睡不着觉,医生都建议他回去,“我当时就一个念想,我一定要坚持下来,相信自己能够战胜任何困难。可能信念比较坚定,吃了一段时间的降压药,血压逐渐恢复正常,高原反应也逐渐消失。”吴成强被安排带两个高一班级的数学课,学生基础比较薄弱,他就根据学生的情况因材施教,课后还主动给学生辅导,不仅是对本班学生这样,还经常义务给外班学生补课。

在西藏支教一年时间里,和那里的老师、同事相处融洽,深受学生们爱戴,虽然经历了身体的不适、家人的离别,但是这一年的经历对他弥足珍贵。吴成强觉得最该感谢的就是家人,最对不住的也是家人。2016年9月份,他前往西藏支教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岳父因为腿部不适住院治疗50多天,“家里人怕我挂念,一直瞒着我。”2017年6月份,吴成强92岁的奶奶因生病去世,他的父亲是家中的长子,已经过世,他请假回来为奶奶办理丧事,一个礼拜后又赶回西藏,虽然距离他援藏结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家里人肯定都希望这时候我能陪在他们身边,虽然也只有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援藏工作,但是我既然选择了,就必须站好最后一班岗,而且临近期末,学生学习负担重,我必须回去继续给学生们上课。”回想起这段援藏的往事,虽然有过舍弃、有过纠结、有过对家人的愧疚,但是他收获了学生们的尊重,获得了当地教育部门的认可,给他的援藏之旅画上了满意的句号,吴成强说:“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杨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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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桐城的学生年代

作者:潘勇 发表时间:2019-11-21 浏览次数: 次

人到中年,会时常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从18岁离开桐城,我在北方已经度过了22年整,逐渐习惯了北方的习俗、北方的饮食、北方的风俗、北方的气候,也习惯了北方的生活,但家乡的烙印和那一份思念是永恒的。

学生年代从北街小学到孟侠中学到桐城中学一路走来,北街小学的儿时游戏和人生启蒙,孟侠中学的青春叛逆到成长转变,再到桐城中学除了对老师、同学和校园的记忆外,就是头悬梁锥刺股的学习了。

现在的孩子玩的方式多、玩的玩意多、懂的也多,而上世纪80年代的小学只有砸四角、斗鸡、跳房子、打弹子,挑冰棒棍、跳绳子、砸画片、丢沙包、还有一种拿着小刀扎着泥地面玩的好像叫划田,玩的虽然简单,但是其乐融融,甚至一本正经的到后来不服气打架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枞阳老师去桐城补课

那时候物资比较匮乏,老师的粉笔和黑板擦都用的比较节约,老师还时常叫我回家找在纺织厂的妈妈拿些废棉团到学校用于擦黑板;那时候也没有辅导班,回家做完作业就跑到大院子里找小朋友玩,不等到妈妈喊叫是不回来的;那时候也没有现在的那些安全问题,路上没什么车,现在看上去很窄的路,咋那时候感觉特别宽,也不用担心什么坏人,院子里或者附近的全是熟人,甚至比亲戚还亲。

枞阳老师去桐城补课

那时候没有什么躲着孩子去看电视的,只要有好看的电视都是一家人或者几家人一块看,尤其射雕英雄传、上海滩、济公这类,大人孩子都生怕落下一集。

那时候天热了不是躲在屋里吹空调,也没有空调,有个电扇已经很不错了,大家都抬着竹搭子、拿着蒲扇到大桥上或者院子里乘凉,大家天南海北的侃大山,甚至还聊到鬼,晚上于是都不敢起来去上外面公厕了;那时候吃了种类少,不像现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吃不到的,还能外卖送到家;那时候家里做的什么菜都觉得很香,而现在总盼望着出去吃大餐;那时候为了等那个骑着大杠自行车卖冰棍的人,可谓望穿秋水;那时候没有电话、手机,更没有微信,老师都是叫学生传话或者真的家访,你回家做着作业的时候猛一抬头可能老师已经站在你家门口了。

初中是个充满个性和转折的阶段,刚进入孟侠中学第一件事就是操场拔草,对我们这些城关的孩子来说非常惊讶,本来憧憬中学是那么的美好,最起码比小学要强得多,但事实就摆在眼前,这拔草一项就让我们心沉大海,何况整个校园还不如北街小学的一半。幸好孩子适应能力强,没多久,就和郊区孩子打成一片,一起在学校旁的龙眠河里捉鱼,捉螃蟹了。

那时候老师动手教训学生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回到家家长第一句话必然是“打的好”,再问为什么打,而现在家长的第一句话却是“老师怎么这样”;那时候学生也欺负老师,把唯物主义历史老师欺负的上课竟然给我们讲鬼故事来哄我们上课少说话,还专门去拔打人老师的自行车气门芯,拔完才发现老师就站后面,又是一顿毒打;那时候学生之间打架也是家常便饭,而且是单挑、群架一样不少;那时候老师是真的一切为了学生,课余补课从来不收费。

那时候学生进入青春期,爱看金庸、琼瑶小说,爱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还贴上歌星影星的贴画,头发也喜欢沾点水梳的油光华亮显得有明星气质;那时候毕业了没有聚餐也没有互送礼物,只是互相在笔记本上写上再朴实不过的祝福语言。

高中进入了作为省重点中学的桐中,有了自己追求的大学目标,不得不把一切青春的躁动都埋藏在心底,那时候追求知识的渴望大于一切,但也自娱自乐,学生最乐于做的就是给老师取外号,班主任一生气就喜欢捋袖子,于是我们叫他“杀猪的”,高中化学第一节课讲摩尔定律,于是我们称呼化学老师为“摩尔”,这些一个个生动的外号如今还耳熟能详,但老师们本名在记忆里已经模糊了。

那时候起得早,于是就早读完和住校生一起去食堂打早餐吃,由于供应不是很足,为了买到馒头,可谓是山重水阻,翻越人墙还必须要有一定的体力,才能挤到最前面买到那两个发黄的馒头;那时候老师真的很负责,平时抽空就去借书摊看有没有本班学生的签名,就连高考前三天放假还满大街找玩桌球的学生回家复习;那时候学校早晨广播里听到最多的是“龙眠钟气,代起人豪”这百年校歌,激励着我们奋发图强,我也顺利的考上了西安一所重点大学,这都是桐中为我打开了人生重要的一扇门。

回忆就像幻灯片,碎片化的、断续状的,虽然现在在北京生活还过得去,工作也很稳定,但我永远忘不了家乡的那铺满石条的东门老街,那穿城而过像绸缎一样曲美的龙眠河,以及一抬头就能看见像个臂膀一样呵护着桐城这坐千年古城的龙眠山,还有那流传百年的六尺巷典故时刻提醒着我恭谦礼让、心胸宽广、包容忍让、平等待人。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打开音乐听听那首春晚上唱响的“六尺巷”歌曲,以寄托我对家乡的思念,同时也是聆听家乡精神对我人生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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