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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妳一张手绘“女王卡”,前方高甜预警 京山哪里有补习班

❤️夏凡一家三口 在家乡的生活节奏慢,太过安逸了。为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为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平台,我爱人鼓励我到…

❤️夏凡一家三口 在家乡的生活节奏慢,太过安逸了。为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为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平台,我爱人鼓励我到省城武汉来发展。她平时比我更加刻苦、自律,她坚信,只要我能在武汉立足,她也能凭自己的努力考到武汉来。 在我备考的日子里,她主动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我只要在家复习,她就把孩子带下楼玩,为我营造安静的复习环境。她还陪我在家模拟面试场景,让我信心百倍地迎接考试。 很幸运,我第一次参考就考到了硚口城管。随后,我爱人在老家一边带孩子一边备考,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今年初来武汉工作了。 我真心佩服我的爱人,她心中有梦、乘风破浪。我们也结束了两年多的两地分居生活,对新生活充满了憧憬! 你的付出使我惜福和努力 HAPPY WOMEN’S DAY 我想对她说: ❤ “女王卡”制作者: 孙凯悦,硚口城管执法大队直属一中队 队员 ❤️ 孙凯悦爱人 我的爱人,原来是一名造价预算师,在业界评价还蛮高。她生下我们的女儿后,因为没有人带孩子,我又经常上夜班,于是她辞职在家带宝宝。 说来很惭愧,她怀孕期间,我因为工作太忙,只陪她去医院做过一次产检,体贴的她没有抱怨什么。生了孩子后,因为双方老人身体都不是蛮好,她带着孩子在武汉、我老家京山、她老家黄梅三地小住,照顾老人和孩子。

她在武汉的日子里,我每次上夜班,她都要等我深夜回来才会安心睡去。 现在孩子一岁多,她依然没有放弃专业知识的学习。等孩子上幼儿园后,她将重返职场。每次等孩子熟睡后,她挑灯夜读的身影,让我肃然起敬。 妈妈的教诲我记心间 HAPPY WOMEN’S DAY 我想对她说: ❤ “女王卡”制作者: 董坤义,硚口城管执法大队油烟噪音专班 队员 ❤️董坤义陪父母和哥姐游览东湖,并为他们拍下这张合影 我年少离开河南老家,求学、入伍、转业,已经十多年光景了,我妈妈与哥哥姐姐住在河南老家。我每年回老家一至两次。 每次看到我工作取得了点小成绩,妈妈都会高兴好一阵子。 我妈妈今年72岁,是位质朴、善良、乐观的老人,她喜欢看书,从小注重对我们人生观的培养,对我们的学习和生活要求很严格。她常说,要我多为国家做贡献,千万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三名儿女平平稳稳过一生。 辛劳的岳母让我们心存感激 HAPPY WOMEN’S DAY 我想对她说: ❤ “女王卡”制作者: 熊辉,硚口区查控违协调办公室 工作人员 ❤️熊辉的岳母和儿子 我们一家三口与岳母同住,我和爱人工作都很繁忙,周末加班犹如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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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补“心”+补“苦”=补“课”》前言

《补“心”+补“苦”=补“课”》前言

(注本《补“心”+补“苦”=补“课” 前言》于2018-03-04 16:28发于【搜狐自媒体】今天重新 修改)

假期,我经常接到无数父母关于孩子的补课问题,主要是,孩子成绩不理想,假期想让孩子通过补课这个“弯道超车”来提高学习成绩,可是,孩子就是不配合怎么办?到底补课有没有效果?如何让孩子主动补课?

有的还问,补心、补苦,真的就是补课?真的能够提高学习成绩?

原因是父母们说,在【搜狐自媒体】看了 孩子不上补课班:为何“补心+补苦”,就能提高其学习成绩?

我回答,孩子不配合,是不想补课,不想补课,就没有效果;孩子配合,是想补课,想补课,就有效果。

如此简单,关键的问题是父母如何让孩子主动“补课”、主动学习。

2018年3月18日,15岁学霸女儿,被父亲暴力补课8刀弑父。

据报道,湖南洞口县一家庭因补课问题发生争吵,过程中,15岁女儿连刺父亲8刀致其身亡。 据报导,罗春光是湖南邵阳下辖洞口县小有名气的中学老师,其15岁的女儿罗依是当地最好的高中,洞口县第一中学的尖子生,妻子是一名内科医生。(15岁女儿因补课与父争执 连刺父亲8刀致其身亡 2018年03月28日 每日人物)

尖子生女儿补课:寒假补、暑假补、周末也补。

女儿生日愿望希望能休息一天 罗珊跟朋友刘芳说过,她的生日愿望是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一天。

据报道,学霸女儿对于补课反抗过,曾离家出走3天3夜。

父亲,罗春光,为什么顶着教育部三令五申严禁办补习班的禁令,还常年办着补习班?

今天,人伦悲剧的发生,我们对于目前孩子们的补课,必须深刻反思:如何让孩子我要学?

事实上,今天,最应该补课的不是孩子,而恰恰是我们的父母!!! ​

京山哪里有补习班

事实上,对于补课,有没有效果,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我记得非常清楚——

2015年2月12日上午,我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她15岁的孩子,因为补课给孩子报了3个补习班,上了3天就离已经离家出走了,孩子出走的时候没有给我留下片言只语,我现在非常焦急,怎么办?武老师,我在中国教育人博客,看过您写的博文《补“心”+补“苦”=补“课”》,您对补课之弊分析得透彻,而且为家长教育孩子指出了正确之路,那就是“补苦”和“补心”,看了您的文章,今年寒假我不想让孩子补课了,怎耐,我们的亲戚邻居的孩子都在补课,况且,孩子今年该考高中的,想让他有个好成绩,上个好高中,谁知道他会离家出走。武老师能够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把孩子找回了吗?”

我听完她的问话以后,我说,你家孩子还不错的,你给孩子报了3个补习班,孩子上了3天才离已经离家出走,你知道吗,有的孩子由于《担心假期补课不断 两女生离家出走露宿街头了》,这是2013年9月27日《青岛早报》报道的新闻,不是假的,“据其中一名女孩的家长讲,两个孩子离家出走3天,家长和学校老师都急得不得了,家里老人都急得病倒了。黄岛公安分局也已经将孩子的协查信息发布到全市公安部门,多亏杭州路派出所民警及时把孩子找到。”

为什么孩子假期还没有补课,这两女生就离家出走?

京山哪里有补习班

我们接着看报道——

“经过民警耐心询问,两名孩子讲述了离家出走的经历,她们都来自黄岛,大一点孩子姓张,14岁,小一点孩子姓刘,13岁,两人都是初二学生。据孩子们讲述,她们刚上初中时,学习成绩并不好,全班50多人,两人都是排在40多名,这让家长们非常担心,就给她们分别报了课外辅导班。一学期下来后,两人的成绩有了明显起色,最近一次考试,两人成绩排到了全班前10名。这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但家长还不满意,非要让孩子的成绩提高到全班前6名。为此中秋放假时,两名孩子一直在家长督促下学习,根本没有机会出去玩。两人觉得有些扛不住了,担心十一假期也要这么度过,商量着离家出走,提前给自己放假。”【《担心假期补课不断 两女生离家出走露宿街头了》2013年9月27日《青岛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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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没有,孩子没有补课就离家出走的原因是父母望女成凤心切,是孩子学习压力太大,不堪重负,才给家长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上面的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家长的孩子离家出走的原因也是如此!!

中国式的补课,让孩子不堪重负!!我接着过这样的孩子——

他愿意死,也不想上学了,问为什么?孩子说是老师规定学生必须补他教的课,暑假补,寒假补,礼拜六、礼拜天都要补,这样的补,让我睡觉失眠、上课打盹,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让我妈不在打工给老师交补课费了。

这是什么教育?

这是中国式的教育!!

中国式的教育——

是孩子们“苦学”、老师们“苦教”、培训班“苦补”!

在孩子们“苦学”、老师们“苦教”、培训班“苦补”的教育下,致学生“厌学、逃学、弃学”,于是最终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4000多万未成年人痴迷网络游戏,无数个未成年人犯罪、自杀、自残等,这些也与我们中国式教育观念导致学生心理扭曲息息相关。

在每年全国两会上,我们的代表千“方”百“计”话教育,教育成为热议的话题之一,其中教育“减负”更是话题的重点,我们的教育,为什么越“减”负,负担却越“减”越重?

2013年8月2日至6日,我们的《人民日报》在要闻版显著位置连续刊发“如何走出减负困局”系列报道,刊文大声疾呼:为什么总也搬不动孩子身上的那座大山?

曾几何时,在唐朝天宝年间,李白老师说过“蜀道难、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的教育,在给我们的学生“减负”的时候,出现了“减负”难、“减负”难、“减负”之难,难于上青天,“减负”为何比“上蜀道还要难”?

原因是我们的教育,给学生“减负”,“越减越重”!!

2018年3月4日《新京报》报道一个振奋人心的新闻,标题是《教育部史上最严治理校外培训,华杯学而思杯被叫停》:“近日,教育部等四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简称《通知》),整治校外培训。其中规定,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行为;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查处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并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等行为;全面普查登记每一名学生报班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教育部史上最严治理校外培训,华杯学而思杯被叫停》2018年03月04日《新京报》)

不少媒体报道,此次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力度堪称“史上最严”,其实,早在2017年6月,成都就发布培训机构“最严七条”,严禁举办奥数、华赛!

说到补课,是到华罗庚杯遭教育部喊停,我想说一句题外话。

华罗庚是数学大师,补过课吗?上过奥数班吗?

没有,完全是自学的。

如今的校外培训班越来越热火朝天,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什么“提高班、尖子班、精英班、培优班……”等应运而生,很多父母选择把孩子送去各式各样的培训机构,去参加“占坑班”以得到好中学的录取机会,校外培训机构竞赛成绩成为升学“敲门砖”,不可思议的是,部分学校老师引导学生参加校外培训……

前不久,江西于都县高中生举报学校违规补课的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县教育局对于学校违规补课收费情况在全县做了通报批评。

然而事件之后,这位敢于同不正之风抗争的学生会面临怎样的境遇? 现在的学生补课,不仅在社会补课,而且在学校还在补课。

学生,在社会上“补课”,直“补”得孩子——逃学厌世、离家出走…… 学生,在学校上“补课”,直“补”得孩子——丢书、撕书、烧书……

可是,我们可怜的孩子们,还要硬着头皮去“补”,于是,孩子们“补”呀“补”、越“补”越苦、越“补”越累、越“补”越差、越“差”越“补”,直“补”得孩子们——命伤黄泉……

如此,我们的父母对于孩子们的“补课”,还不善罢甘休——

于是乎,直“补”得,补习学校,忽悠家长,弄虚作假,可怜的家长还高高兴兴、心甘情愿的把钱交;直“补”得,补习学校,快快乐乐的成为上市公司——发横财。

曾几何时,学而思用一个小小“脑残”饥饿营销,逼哭了我们的孩子、逼疯了我们的父母家长、压榨了我们的教师、绑架了我们的私立公立名校的,学而思成功的把全民拉入补课教育的“陷阱”。

如此,我们的父母发出——“课外班花掉全家一半收入”呐喊! 众所周知,在每年全国两会上,我们的代表千“方”百“计”话教育,教育成为热议的话题之一,其中教育“减负”更是话题的重点,我们的教育,为什么越“减”负,负担却越“减”越重?

2013年8月2日至6日,我们的《人民日报》在要闻版显著位置连续刊发“如何走出减负困局”系列报道,刊文大声疾呼:为什么总也搬不动孩子身上的那座大山?

为何教育部的“减负令”,被社会上的大大小小的“培训班”给KO了?

曾几何时,在唐朝天宝年间,李白老师说过“蜀道难、蜀道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今天,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的教育,在给我们的学生“减负”的时候,出现了“减负”难、“减负”难、“减负”之难,难于上青天,“减负”为何比“上蜀道还要难”?

为何我们的教育,给学生“减负”,“越减越重”?

一、学生“减负”,为何“越减越重”?

据统计—— 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间,教育部门为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而颁布大约50次“金牌令”。 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把“减负”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1年6月教育部向社会征集学生“减负”良策,这一征集令立即引起社会和家长的普遍关注;可是,时至今日,“减负”,我们的学生并不轻松,负担却越“减”越重? 可是,这些“努力”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问题还在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减负,其实,早在40多年前的1955年7月,教育部就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国家就明确提出了给学生减。 由此可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沉重一直为举世瞩目。学生每天在文山题海中云游,学生玩得太少,运动不够,睡眠严重不足,戴眼镜的越来越多,体质越来越差,心理障碍越来越严重。

1988年5月,国家教委发布规定“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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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什么到现在,中小学生“减负”已经喊几十年,可孩子们的负担却越“减”越重?

就这样,“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之类的口号一直喊了几十年,各地出台的“减负令”更是多达上百项,可是,“减负”却成了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手上的巨石,每天被推上山,然后又滚下来,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以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小学生的负担却越减越重。

善良的人们不禁要问了:这是为什么啊!

在2013年暑假即将结束之际,全国的小学生喜闻这样一个消息:教育部规定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当然这仅仅是教育部在其官网就《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公开征求意见中的一项。

事实上,教育部每年都总是习惯性地颁布《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

(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冲进本科大楼)

可是结果呢? 教育部的“减负令”,被社会上的大大小小的“培训班”给KO了!

二、教育部“减负令”,为何会被社会上的“培训班”给KO?

自从“教育产业化”后,我们的学校就像工厂一样,整个学校的教育开始被什么“及格率、合格率、优秀率、达标率、上线率”等各项考核所左右。

并且,喜欢用一把尺子(分数)来检验产品(学生)的质量。 这一检验不要紧,有5000多万产品(“差生”)不合格,怎么办? 学校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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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办,我们还有“一补、二转、三退”等多条教育生产线!

这样一来,你说哪个家长不害怕?不担心?不纠结? 不仅“差生”的家长,连优秀生的家长也担心,因为人人都在“差转优”,害怕、担心的是“差生轮流做,明天我来当”,一不留神自家的孩子被列举入“一转二退这两条生产线”上的“差生”歧视名单中。

这不?

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被列举入“一转二退这两条生产线”,于是,孩子将进入“补”习班的这条生产线。

今天,人们形容教育是“孩子苦,教师累,校长忙”;形容老师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形容孩子是一到五忙上学,六到七忙培优,每周七天无闲时”;这是教育的负担如泰山般深深的压在我们的“孩子、教师、校长”身上的缘故。

于是—— 我们的孩子“苦学”!

我们的老师“苦教”!!

我们的培训“苦补”!!!

我们的家长“苦供”!!!! 可

是,如此教育—— 于

是乎—— 我们的孩子出现了“厌学、逃学、弃学”情况!

我们的孩子出现了“失迷、失望、失联、失踪、失足”现象!!

我们的孩子出现了……

为什么总也搬不动孩子身上“补课”这座大山?

三、“减负令”,为什么总也搬不动孩子身上的那座大山?

公元2013年8月2日至6日,我们的《人民日报》在要闻版显著位置连续刊发“如何走出减负困局”系列报道,刊文大声疾呼:为什么总也搬不动孩子身上的那座大山?

为什么不能把学习的负担变成求知的快乐?

为什么不能还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

我们的《人民日报》只是试图以一连串的“减负之问”,引发人们对“减负困境”的关注与思索,而没有把导致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说出来。

客观反映了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普遍现象,深刻剖析了负担难以减轻的复杂原因,从政府、学校、家庭、社会等多个维度,提出了如何走出减负困局、切实减轻学生压力的对策建议,表达了社会关切和群众诉求,因而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难道《人民日报》真的不知道个中原因吗?还是有其中无法言说的苦衷?

如果仅仅停留在“关注与思索”的层面,而不把这层遮羞布扯下来,学生负担过重就只能永远成为中华民族之痛。 “减负令”,不但,没有搬动孩子身上的那座大山,而且,孩子身上的那座大山“越减越高”、“越减越重”!!

“减负令”,不但,没有减轻孩子身上的负担,而且,“唤醒”了社会上大大小小培训市场! 教育史上最严“减负令”,为何“唤醒”培训市场?

四、教育史上最严“减负令”,为何“唤醒”培训市场?

一位老师在留言谈到“说句实话,我们也不想少留点家庭作业,这样老师的负担也轻点,可是、可是,实在没办法啊!

学校、社会用分数来衡量老师的好与坏,分数不太理想的还要被迫与‘主课’拜拜,我们怎么办?来不及思考,来不及等待,只能一个劲儿的往前赶啊赶啊!

有时候,看到孩子们红扑扑的脸,心里很难过:多可怜的孩子啊!可是,谁来救救我们!!”

我曾在中学教书多年,深知一线老师的种种压力和痛苦,痛苦得使自己的“教育的方向”越来越偏离“教育的轨道”;痛苦得使自己的找不到“教育的方向盘”;痛苦得使自己明知这条道路有问题却还走;痛苦得使自己的只能随大流不断将教育之“车”往前冲;痛苦得使自己的工作比以前更尽心、更尽责、更努力、更刻苦,但学生、学生家长、社会的却越来不越认同、越来不认可……

为什么?

我们的教育考试中燃烧着学生的青春与生命,从小学到高三,读书12年,我们的学生到底考了多少次? 据2013年1月17日的“浙江在线·教育新闻网”报道“周考、月考、期末考、高考……从小学到高三,考试超过1000多次。” 我们的学生,在这样的考试中,神不知鬼不觉中成为“差生”。 这是为什么?

这10多年来,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的教育,为此却人为地制造出数千年来没有的数以百年人间悲剧—— 是我们的教育中的考试中的排名次,让我们的学生、孩子在一次次的失败失去自我!

可怜的老师他与她能改变这些吗?

于是乎,出现了—— “中国式作业”这个世界级名词。

于是乎,出现了—— 中国式作业:学生偷上闹钟凌晨3点起床加班加点。

中国式作业:学生做不完命丧黄泉。

中国式作业:老师为什么老是扇学生耳光。

中国式作业:老师抱学生课桌上脱裤子。

中国式作业:………………………………

京山哪里有补习班

学生减负“难减”的根源在老师吗?

事实上,我们的老师不想减负吗?

我们的老师也愿意减负,但是面对考试,面对分数,面对排名,面对升学率,“难减”能减下来吗?根本减就不下来!

事实上,我们现在减负的口号,只是喊喊而已,如果考试升学制度不改革,减负只会越减越负;我们新学期的减负通知,只是“干打雷、不下雨”,只能成为一种形式,而这样的减负自然就变成增负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学校减少学生作业,家长依然会给孩子多布置作业。

因为他们坚信,现行的考试模式,只能依靠“时间+培训+金钱+汗水”,才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于是出现了“校内减负、校外恶补”的现象!

教育史上最严“减负令”,为何“唤醒”培训市场?

京山哪里有补习班

“最严”中小学减负令到底解救了谁?

答曰:救了社会上的培训机构!

据2013年3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最严”中小学减负令到底解救了谁?

文章说:“最严减负令转移负担到校外,辅导班火爆教辅卖断货。”(2013年3月25日“最严”中小学减负令到底解救了谁?中国青年报)

所以,教育史上最严“减负令”,就这样“唤醒”了社会“补课”培训市场!

叩问,是谁给校外各式各样的培训机构真金白银?

五、是谁给校外各式各样的培训机构真金白银?

前不久,江西于都县高中生举报学校违规补课的事件,引发了人们的关注,县教育局对于学校违规补课收费情况在全县做了通报批评。

然而事件之后,这位敢于同不正之风抗争的学生会面临怎样的境遇?

现在的学生补课,不仅在社会补课,而且在学校还在补课。

学生,在社会上“补课”,直“补”得孩子——逃学厌世、离家出走…… 学生,在学校上“补课”,直“补”得孩子——丢书、撕书、烧书……

可是,我们可怜的孩子们,还要硬着头皮去“补”,于是,孩子们“补”呀“补”、越“补”越苦、越“补”越累、越“补”越差、越“差”越“补”,直“补”得孩子们——命伤黄泉……

如此,我们的父母对于孩子们的“补课”,还不善罢甘休—— 于是乎,直“补”得,补习学校,忽悠家长,弄虚作假,可怜的家长还高高兴兴、心甘情愿的把钱交;直“补”得,补习学校,快快乐乐的成为上市公司——发横财。

“补课班”、“培训班”是国人的“最爱”,其能量之大,气势之宏,完全可以开设一门学科——“补课(复读)经济学”;还成为中国的新兴的第4产业——“补课(特长)培训业”;其“成本(费用)”之高、其“链条(行业)”之长;此乃为世界独树一帜的“经济学”、独一无二的“第4产业”;倘若不信网上点击一下,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既然如此,那么,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补课”,为什么会掀起如此大的“经济、产业”呢?

到底是谁给校外各式各样的培训机构真金白银?

是我们的家长!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它就象马拉松体育赛场上发令枪声,震惊了我们家长的脑神经,于是我们家长在这个口号的忽悠下,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线”,孩子一岀生就被各种各样如“英语、奧数、美术、书法、国学、钢琴、古筝、舞蹈、象棋、围棋、珠心算、跆拳道、快速阅读、超级记忆”等“特长班”、“兴趣班”所包围,来往穿梭。

今天,现在如果说“补课”根源在家长,家长们肯定不会乐意,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倒:难道说“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就错了吗?

这是天下所有父母的心愿吗?

美国的家长也是这样的;在一个就是如今就业形势的严峻,升学的压力大的不得了。

所以,在家长和学生的心目中形成了“好幼儿园-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好工作-好……”的观念,如果孩子们能上好的学校,遇到好的老师,即使作业多一点也是老师认真负责教学的表现,如果孩子们每天在放学后没有了作业,习惯于传统思模式的家长们就会感到无所适从,老师不布置作业是好老师吗?

学生不做作业还能叫学生吗?

只有布置大量做作业的考试才是好老师,只有写大量做作业孩子才考上好大学;这是一部分家长的心愿!

学生前方是假期作业减负,后方就迈进了补习班!

校外各式各样的培训机构为什么遍地开花?

校外各式各样的培训机构为什么生意火爆?

是谁给校外各式各样的培训机构真金白银? 是家长?!

可是,我们的家长,却不知道“补课”是制造“差生”的罪魁祸首!

京山哪里有补习班

六、为什么“补课”是制造“差生”的罪魁祸首?

2015年2月12日上午,我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她15岁的孩子,因为补课给孩子报了3个补习班,上了3天就离已经离家出走了,孩子出走的时候没有给我留下片言只语,我现在非常焦急,怎么办?

武老师,我在中国教育人博客,看过您写的《补“心”+补“苦”=补“课”》,您对补课之弊分析得透彻,而且为家长教育孩子指出了正确之路,那就是“补苦”和“补心”,看了您的文章,今年寒假我不想让孩子补课了,怎耐,我们的亲戚邻居的孩子都在补课,况且,孩子今年该考高中的,想让他有个好成绩,上个好高中,谁知道他会离家出走。武老师能够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把孩子找回了吗?”

我听完她的问话以后,我说,你家孩子还不错的,你给孩子报了3个补习班,孩子上了3天才离已经离家出走,你知道吗,有的孩子由于《担心假期补课不断 两女生离家出走露宿街头了》,这是2013年9月27日《青岛早报》报道的新闻,不是假的,“据其中一名女孩的家长讲,两个孩子离家出走3天,家长和学校老师都急得不得了,家里老人都急得病倒了。黄岛公安分局也已经将孩子的协查信息发布到全市公安部门,多亏杭州路派出所民警及时把孩子找到。” 为什么孩子假期还没有补课,这两女生就离家出走?

京山哪里有补习班

我们接着看媒体的报道—— “经过民警耐心询问,两名孩子讲述了离家出走的经历,她们都来自黄岛,大一点孩子姓张,14岁,小一点孩子姓刘,13岁,两人都是初二学生。

据孩子们讲述,她们刚上初中时,学习成绩并不好,全班50多人,两人都是排在40多名,这让家长们非常担心,就给她们分别报了课外辅导班。一学期下来后,两人的成绩有了明显起色,最近一次考试,两人成绩排到了全班前10名。这本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但家长还不满意,非要让孩子的成绩提高到全班前6名。为此中秋放假时,两名孩子一直在家长督促下学习,根本没有机会出去玩。两人觉得有些扛不住了,担心十一假期也要这么度过,商量着离家出走,提前给自己放假。”(《担心假期补课不断 两女生离家出走露宿街头了》2013年9月27日《青岛早报》)

看到没有,孩子没有补课就离家出走的原因是父母望女成凤心切,是孩子学习压力太大,不堪重负,才给家长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上面的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家长的孩子离家出走的原因也是如此!!

中国式的补课,让孩子不堪重负!!

我接着过这样的孩子—— 他愿意死,也不想上学了,问为什么?

孩子说是老师规定学生必须补他教的课,暑假补,寒假补,礼拜六、礼拜天都要补,这样的补,让我睡觉失眠、上课打盹,活着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让我妈不在打工给老师交补课费了。

京山哪里有补习班

这是什么教育?

这是中国式补课的教育!!

《人民日报》在报道中直接说出了补课的危害“违规补课,特别是占用学生休息时间、收取学生费用的补课,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早就三令五申、严令禁止。但在许多地方,违规补课仍然屡禁不绝,尤其是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小城镇,更为普遍。”(“禁补令”如何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17-10-26)

中国式的补课教育—— 是孩子们“苦学”、老师们“苦教”、培训班“苦补”!

在孩子们“苦学”、老师们“苦教”、培训班“苦补”的教育下,致学生“厌学、逃学、弃学”,于是最终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4000多万未成年人痴迷网络游戏,无数个未成年人犯罪、自杀、自残等,这些也与我们中国式教育观念导致学生心理扭曲息息相关。

据报道,2015年寒假是30年来最长的,不过随着30年来最长寒假的到来,一场寒假补习烧钱大战也在预料中打响—— 学校停止了补课,但社会上的各类补习班却大行其道,烧钱的速度似乎更快了,一个假期下来,少则七八百元,多则两三万元,疯狂烧钱已经在所难免。

京山哪里有补习班

尽管教育部门、学校采取了减少作业、增加课外活动等手段,力图让孩子们度过一个轻松的假期,但是迫于应试压力望子成龙心切,或者无暇照看孩子,许多孩子没办法真正轻松度过这个悠长假期。(寒假补习成“绝症” 停了学校补课 火了社会补习 2015年2月11日 新华网)

最长寒假为什么成为学生“补课”大战?

中国式“补课”,为什么成为治不了的“绝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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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警世通言》

这一生的五十多年里,什么倒霉的事情都让我碰上了:刚出生不久就碰上了所谓“自然灾害”,刚上学不久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刚中学毕业就碰上了“上山下乡”,等到结婚的时候便碰上了“计划生育”,混成了教授又碰上教授大贬值――如今人们都把“教授”称为“叫兽”。一生中唯一的亮点就是碰上了七七年高考,而且瞎子碰死老鼠正好碰巧考上了,成了一名自我感觉良好的“七七级大学生”。

七七年高考是我命运的转折点,过去对自己能考上大学多少有几分得意,好像考大学是靠自己的本事和努力,现在我才明白这一切纯属偶然――我考大学不是凭“才气”而是靠“运气”。在我们这个变化无常的社会里,即使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我们这些草民难道凭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一生?假如毛主席是在1986年逝世,假如邓小平推迟五年才恢复工作,假如推迟十年才恢复高考,七七级大学生中很多人就与大学无缘;假如七七年我在考场上做错了几道数学题,假如考试那一天我患了重病,假如不允许“黑五类”后代参加考试,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坐在电脑前码字,也许在建筑工地上码砖,不会像现在这样在讲坛上夸夸其谈,也许在农田或车间里卖命。可见,不是你“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而是你碰巧搭上了什么样的“顺风车”,社会没有给你留下多少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错过了这一趟“时代列车”,你的人生从此就可能赶不上“正点”。萨特认为任何人都有选择的绝对自由,人生的命运取决于自我选择,人生的价值取决于自我设计。就我这五十多年人生经历来看,萨特的理论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我的一生总是在被动地适应社会,很少主动的自我选择和精心的自我设计。成功与失败比艳遇还要偶然,幸运与倒霉比中彩还要碰巧――

一 黑色幽默:“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在万恶的旧社会”,我祖父曾经出任麻城商会会长,由于家境相当殷实,父亲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不过,家父显然不是那种识时务的俊杰,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干嘛鬼使神差地出任“国军”的中级文官?1949年随所在部队逃跑到福建沿海,还没有来得及逃走就当了俘虏。父亲说不是没有撤退到台湾的机会,是大多数官兵不愿意背井离乡,他们部队一整个师全部起义投诚。不管是起义还是被俘,都不是什么“光辉历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这一抹不去的历史污点,后来成了他一生赎不完的“原罪”,在“国军”中短暂的得意,换来他后来大半生的不幸。幸好我舅舅是家乡很有威望的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前父亲好像没有受到过迫害。乡亲对我们一家都很友善,只是父亲的心情却一直抑郁低沉,从我记事起他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模样。“地富反坏右”不时接受训斥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多少人找父亲的麻烦,尽管家中常常“瓶无储粟”,日子倒过得十分平静。

和现在大多数家长一样,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情极为迫切,对我的文化教育格外重视,很早就教我认字、写字、读书,我还不太明白6与7这些数字的时候,他就强迫我背乘法口诀表。父亲最常用的教育方法就是拳头,只是偶尔才改用一下巴掌,他打我身体的部位也比较固定――打我头部最为得心应手,只在母亲抗议后才“仁慈”地改打屁股。年龄那么小根本不懂“七七四十九”是什么意思,父亲也没有耐心给我细讲所以然。小孩背乘法口诀本来特别吃力,在父亲面前背书又异常紧张,越紧张就越是背不出来,仅仅背诵乘法口诀表我就不知挨了多少顿痛打。这样,父亲就是我儿时最大的“阶级敌人”,很长时间我都把他当作魔鬼,还不时与伙伴们一起交流对付父亲的办法。

对父亲只是恐惧,对读书则是厌恶。一看到书本就头脑发麻,只要不在父亲的眼皮底下,我绝不会读书、背书、写字、做题。父亲性子又很急,我发蒙时间比别的同伴都早,刚一上小学我就厌学,一年级上学期常常因病旷课,半是真病,半是装病。母亲从没有上过学堂,一生相信“庄稼为大业”的“真理”,看到父亲读书越多越受罪,看到我一上学就骨瘦如柴,不知是痛恨读书还是心疼儿子,她做出她一生中最了不起的决断――让我休学一年。第二年去重读一年的时候,因我的基础比其他同学要好,老师觉得我没有必要复读一年级,很快就跳升到二年级听课。

不久,伟大领袖就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父亲也受到了“史无前例”的打击,没完没了的戴高帽挨批斗,没完没了的政治审查,没完没了的检讨认罪……父亲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自己也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多亏家乡小学师生的“阶级觉悟”不高,除了不能加入少先队外,我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歧视。个别同学骂我“狗腿子”属小孩的恶作剧,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从没有排斥过“黑五类”后代。我当时感到十分孤独,并非对我有组织的孤立,主要原因是我生性孤僻。

小学阶段我是走读,天天在父亲的魔掌之中。在外面别人天天折磨他,回到家里他又天天折磨我,总想培养我“持之以恒的毅力”,强迫我天天夜晚要练字读书做题。他越强迫我做什么,我就越讨厌这样做,老实说整个小学阶段我都没有开窍,对任何书都没有半点兴趣。如果在读书做题与吃狗屎之间二选其一,我当时一定毫不犹豫选择吃狗屎。那时全国所有学校都不注重学习成绩,而且成绩太好还可能戴上“白专”帽子。不像如今中小学这样病态,经常给班级或年级同学的考试成绩进行排名。我记忆中的小学好像没有什么正规考试,也不知道班上哪个同学成绩最好,自然也没有觉得自己成绩很坏。小学不喜欢读书学习,感觉不到任何学习压力,所有学习压力都来于父亲。

到初中时文化大革命不断“向纵深发展”,“读书无用论”也日益深入人心,连冥顽不灵的父亲也“深刻”认识到“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革命道理”,从此不过问我的读书学习。不知什么原因,家中在“破四旧”后还有些线装书,父母怕这些旧书惹祸,偷偷将它们都烧掉卖掉。父亲不再强迫我读书,学校也不管我们读书,我真正成了“长在红旗下”最幸福的人,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就是在这时候培养起来的。

人是一种十分奇怪的动物,没人逼着读书我反而想读书,没人强迫读书反而喜欢读书。我在生产队劳动时帮着记工分,帮着会计分稻谷,自己逐渐学会了加减乘除,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了数学。劳动归来我一个人在家里补习小学初中的算术数学,初中后期我的数学成绩其实相当好。升高中时我遇上了麻烦,我们当地的土政策规定,像我这种黑五类的小孩不能上高中读书。正好有个表哥是大队“二把手”,妈妈找她这个有实权的侄儿帮忙,我好不容易才升入高中念书。到高中后我处处走运,我的数学老师阮超珍及丈夫都是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生,阮老师不仅业务能力很强,而且对教学认真敬业,看到我喜欢琢磨数学题,还特地送我《初等代数》和《初等几何》。可能上帝也对我十分关照,高中时邓小平复出工作,我正巧赶上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黄冈地区各县的基础教育水平很高,我们一所乡下中学里就有不少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教师,我的物理、数学、化学老师都是华师毕业生。虽然免不了受“五七指示”的干扰,虽然语文教材内容左得出奇,虽然政治课的比重很大,但我们那里教学大体上还算正常。我在班里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想不到校方竟然还组织了一次全校数学竞赛,我在二千多名高中同学中取得了好名次,学校还在校门口贴出红纸喜报。那次数学竞赛获奖的前三名七七年都考上了大学,漆家福现在是北京中国石油大学著名学者,鲁里成是成都铁路局高级工程师,只有我还是个普通教书匠。

在高中我是学校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的各科学习成绩相当平衡,数学、物理、化学和语文老师都对我青眼有加。激励我学习语文和写作的动力有点滑稽,我暗恋一位女同学,一看到她我心就蹦蹦地跳。她的数学成绩不好,但语文和作文比较突出。她那时常阅读的一种文学杂志是上海办的《朝霞》,我总找机会向她借这种杂志,为了和她在一起有共同话题,她的《朝霞》我每期必借,借后每期必读;为了能配得上这位天使,我还发愤学习写“散文”,写“诗”,写“小说”。高中快毕业那年办大字报,我不知从什么地方东拼西凑“写”出了一组“诗”,还照报纸上“外二首”的样子依样画葫芦。大字报贴出来后有同学夸我这几首诗“很美”,我一发“神经”就寄到了一家小报,没想到报纸编辑比我还“神经”――把我这几首不知哪些地方拼出来的“诗歌”发表了。我在家乡那个小地方一夜成名,全然忘了这几首“诗”是拼凑的,还装模作样地做起了诗人梦。

中学阶段我偷偷摸摸读了不少“黄色小说”,像《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今古奇观》,像《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苦菜花》、《暴风骤雨》,还读了不少苏联和俄罗斯小说。各班同学相互交换文学书籍,学校老师也很近人情,课堂没收的那些“黄色书籍”,只要写份检讨书便物归原主。当年读书不是为了考试,没有压力就读得很从容,读得从容就能品出味道,我自己从阅读中的确尝到了乐趣,也从阅读和写作中培养了语感,自己对语言的审美能力就是这时候养成的。诗歌、散文和小说我也写得很勤,写得越多就写得越好,我的作文总是得到老师的表扬。

上大学后重读自己中学时写的那些东西有些脸红,一想起当年的作家梦和诗人梦就觉得荒唐。华师近几天正在进行期末考试,平时书房到处堆的是报纸书籍,我抽空把其中有些用不上的家伙扔掉,翻箱倒柜时发现了一张发黄的草稿纸,竟然是三十多年前的烂诗稿。我早将过去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少作都付之一炬,没有想到还有这四首“漏网之鱼”。我把它扔到了废旧书报中,太太又把它拣了起来,她认为这几首诗有“纪念意义”。它们大概写于74年我高中毕业前后,最迟是在我77年参加高考之前,稿纸的下方还印有“麻城县白果公社夫子河分社”。如果说真要有什么“纪念意义”的话,那就是这些“诗”能够证明国家对一个中学生洗脑是多么成功:它们完全否定了个体的价值,而高度肯定集体的作用,把每一个人只当成“革命”的螺丝钉,离开了集体不仅“孤寂无援”,个体甚至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20岁前我充满了“正能量”,自己的心灵成了国家政治的容器――党给我大脑里填充的都是“革命”、“斗争”、“批判”、“敌人”

……当然还送给了我“幸福”和“自豪”――“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台湾同胞在受苦受难”。现在把这几首“诗歌”抄在下面,算是自己高中岁月的留影:

小溪(外三首)

是那么乐观坦荡,它从不担心――

一旦奔入大海将会消失自己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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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深深地懂得:

只有投身于大海自己才能获得永生。

孤雁

别怜悯它!让它去哭泣,让它去哀鸣,

平时在雁群中它总以不凡自命;

今天,让它尝一尝孤寂无援的苦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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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它怎能吸起逃离集体的教训。

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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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误会哟梅花,我来欣赏你,不是

因为你那疏影横斜的瘦诗人风韵,

是我在革命的征途上有点疲倦了,

来看看你如何与狂风暴雪抗争……

瀑布

从不悲观失望,更不止步倒退,

尽管过去的道路几经曲折;

为了奔向理想的目标,纵身跳悬崖――

虽然粉身碎骨,却是壮怀激烈!

现在想来,要不是“碰巧”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我必定不去写这些烂诗,中小学要是像现在这样一切为了考试升学,先父必定对我更加严厉,我对读书必定更加讨厌,我必定宁可当农民工也不愿意继续读书。“棍棒底下出天才”是中华民族最混蛋的教育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伟大领袖真是我的“大救星”,我也深切体会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二 反讽:“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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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高中毕业,我便成了“回乡知识青年”――是个“青年”倒问心无愧,有多少“知识”则只有天知。农村孩子谁不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滋味?但伟大导师说“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谁又有狗胆不回到这个广阔天地中去呢?即使大城市青年也未能幸免,更何况我这个农村青年呢?

回村务农倒没有什么可怕,那时最可怕的就是饥饿,劳累加饥饿让人觉得生不如死,今天的年轻人体会不到那种苦况。我妈妈把干一点的粥饭留给我和弟弟吃,她总以红苕、南瓜、野菜充饥。家里只有过年才能吃到一些鱼、肉、鸡蛋,连食用油每人每月只供应三两,年成好的时候供应半斤,一日三餐不管吃得怎样饱转眼就饥肠辘辘。天天中午十一二点和下午五六点时,我就饿得两眼发花,天旋地转。刚回乡那年夏天“双抢”时节(抢割早稻、抢插二季稻),我两次饿得昏倒在地。

多亏天无绝人之路,还是我发表的那几首烂诗帮了自己的大忙。“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我们县在夫子河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河改道工程,需要会写广播稿又会丈量土方的青年,也就是要“能写会算”的人,谢谢母校向家乡领导推荐了我,接到通知的当天我就来到工程总指挥部报到。在指挥部里,我工作起来夜以继日,写宣传稿和讲话稿准时准点,算土石方又快又精细。总指挥朱书记对我很欣赏,他到外面检查工作常常带上我,他的大会发言稿子差不多都由我代写,我俨然成了他的“私人秘书”。

现在有些人把文化大革命时期看成社会平等的乐园,未经历过那个岁月的青年说这种话是出于无知,经历过那个岁月的人还要说这种话就是无耻。在工地上劳动我整月见不到荤菜,顿顿饭都是伙夫剩给我,顿顿我都没有吃饱过。在工程指挥部里天天有鱼肉吃,用餐时可以随便添饭。我的收入也比农民高多了,农民一天最高只有10个工分,每个工分只有5分钱,一个男壮劳动力一人只挣五毛,用时下的话来说那时很多人是“五毛”。我虽然还不是吃商品粮,但除了每天得10个工分外,每月还有15元人民币补贴,每天吃饭又不用自己掏钱,每月还能买到一些免票的紧俏食物和用品。当时15元人民币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初级工人一月也只二十多元工资。文革时在任的领导有很多特权,腐败起来一点也不加掩饰。只要哪位上级领导夸奖某生产队的“芝麻长势不错”,等到榨油后队里一定会该领导送一担麻油。那时领导干部不时兴包二奶,但很多领导和女下属“心心相印”,某某干部喜欢某某女孩时有耳闻。倒霉的总是“国家主人”,享乐的从来是“人民公仆”。由于能给领导“提草鞋”,我也算是沾了一点“官气”,我家里从此不受人欺负。工地上各单位都希望我能多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所以每个小土皇帝对我都很客气。

深知自己的“出身不好”,指挥部领导对我没有冷眼相看,使我对这些领导格外感恩。与在工地上累死累活的中学伙伴相比,我的处境简直像梦游天堂。为了报答领导对我的关心,我常在深更半夜写新闻宣传稿。自己的稿件能被县、地区和省广播电台采用,通讯报道能在上级报刊发表,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和快乐。哪怕工作再忙再累,我都要坚持读文学作品,读革命导师的选集,读鲁迅的小说杂文,坚持写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和通讯。

文革时期,我只求能够活命,只希望免于饥寒,哪敢奢望去追求自己的爱好,更没有想到去过另外一种生活,自己对外面世界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活法”。真诚相信“全世界人民都在受苦受难”,我当时的“幸福指数”非常高。现在回过头来审视当年的日子,真正做到了“党叫干啥就干啥”,领导叫我怎么写就怎么写,从不搀杂一丁点自己的主观意见,事实上我那时一丁点自己的主见也没有,我是领导表里如一的“应声虫”。什么民主体制、思想自由、个体独立,统统都在我的精神视野之外,自然也就不会成为我的追求目标。“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这句名言是对现实一种无情的反讽。文化大革命时农民的生存空间其实极其逼窄。“起得比鸡还早,吃得比猪还差,干得比牛还苦,跑得比马还快”,这几句话是人们对眼下跟团旅游的调侃,把它们移来形容从前农民生活更为辛酸。“翻身得解放”的农民兄弟,成年累月死死捆绑在生产队里,外出办事还要到大队或公社开介绍信,否则出门以后就寸步难行;精神和言论空间更近乎零,谁的言谈要是稍微离经叛道,谁要是胆敢和上面“对着干”,马上就会被打成“反革命”,轻则挨批斗,重则坐班房,甚至可能丢掉性命。“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

由于自己的“出身不好”,我在政治上没有“发展前途”,我本人也不是搞政治的那块料,这辈子我最大的官衔就是“家长”,兄弟们常嘲笑我怕老婆,很可能至今还是个“副家长”。移河改道工程结束后,我借调到母校教初中数学和语文,我业余写作更加勤奋,发表了一个独幕剧《拾麦穗的风波》,还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和小小说。今天用艺术的眼光来看,这些“文学作品”全是图解概念,目的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与“文学”根本就沾不上边。

记不清是七七年下半年什么时候,突然听说大学招生即将停止“推荐选拔”,马上要恢复文革前的高考制度。这个消息是从母校校长口中听到的,他本人也说自己是“道听途说”,大家都对此将信将疑。我对上大学本来就不抱任何希望,即使真的恢复高考也轮不到我,“黑五类”这样的后代怎么可能参加高考呢?在文化大革命前,“黑五类”后代上大学也有诸多限制。没过多久《人民日报》就报道了恢复高考的决定,并且我这样的青年也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对我来说是大喜过望。当时离高考只有不到一个月时间,我边工作边看高考相关书籍,记得还看过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主编的汉语语法书。我和身边的同学都没有把高考太当一回事,尤其是我本人不相信自己会被大学录取,当时社会上还把阶级成份看得很重。带着无所谓的轻松态度进入考场,自己对考试结果还比较满意,但不敢像有些同学那样信心满满,同学老师询问时我一概都以“还可以”应付。

考后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村里干部突然通知我去体检,说是我过了录取分数线。头天父亲逝世,次日就接到体检通知,此时此刻我真是悲喜交集。因历史问题连累了儿子的前程,父亲一直觉得愧对我们兄弟,他去逝时可说是“死不瞑目”,要是多活一二天他就会带着微笑离开人世。父亲生前不合时宜,父亲去世也不是时候,除了认命他又能怨谁呢?

我高中班主任袁老师是我们华师校友,到填报志愿时找他商量,他不假思索就叫我填报“华中师范学院”,也即现在华中师范大学的前身。他对我描述华师桂子山如何很宁静优美,教学大楼如何气派漂亮,还说有栋教学大楼是圆顶建筑。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从来没有看到过圆顶房子,对这栋圆顶教学大楼自是无限神往。上大学前,我的梦想就是把农村户口转成商品粮户口,最想进的学校就是麻城师范学校,由于那时麻城县只有这所中专可以转户口,哪还敢奢望读大学呢?要是能被华中师范学院录取,那我无异于一步跨进了“共产主义”。毫不犹豫,我第一志愿就填报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专业就是我现在供职的中文系。

接到华中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时,我的手颤抖得很厉害。

我们县里“农业学大寨”,不是在山坡上挖梯地,就是把池塘填起来造梯田,不是移河改道,就是开山辟岭,现在看来没有一样不是在破坏自然环境,青山被挖成秃岭,清泉被污染成浊流。不过,那次移河改道虽对家乡有害,却对我个人有“益”。要不是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要不是我们县里启动了移河改道工程,我哪有机会进工程指挥部写通讯报道?在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里,不是累得半死,就可能饿得半死,我还哪有精力去写诗歌小说,又哪有心思去演算数学,当然七七年也就考不上大学。真是国家不幸书生幸,说来惭愧。

三 灰暗的日子:入学与“退学”

考取大学的几个高中同学都是读理科,只有我一人不仅是读文科,而且还是读师范学院。我们民族自古都讲“尊师重教”,但骨子里却瞧不起教书先生,古代早有“人到教书尽了头”的俗语,文革中又留传这样一个“段子”:一个公社书记对一位中学女老师说,“好好干,将来我提拔你去当营业员”。可见,古人认为无路可走才会去教书,今天在书记眼中教师的地位比营业员还低。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还没兴奋几天,就有亲戚和同学给我泼冷水:“干嘛不读理科呢?”“你怎么喜欢教书?”更有一位哥们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该读师范院校。虽然自己还沉迷在作家梦中,但我对自己的选择开始多少有点怀疑和后悔。我一遍遍反问自己:是否走对了道,却入错了门?因为七七年湖北省高考,语文和数学文理科是同一试卷,文理科唯一的分别是前者考史地,后者考理化。我文理基本没有偏科,高中一二年级理科比文科还好些,后来才阴差阳错想当诗人。至今我还不知道自己高考的总成绩和分科成绩,估计我的数学分数比语文还高些。高中母校也有些老师认为我不该读文科,更不该读师范学院。

看来,报考大学和选择专业,很有点像情场上谈恋爱,牵手了的便不知道珍惜,没有追到手的才最有吸引力。

女人就怕嫁错了郎,男人就怕入错了行。入学前我就对自己是不是走对了路十分狐疑,对自己能不能成为作家没有谱,当了作家后是个什么样子更没有数,上大学前我根本没见过任何一个作家和诗人。填报师范学院是一时兴奋,填报中文专业更属幼稚冲动。如果填报志愿时不是咨询袁老师,也许有人建议我填报经济之类的时髦专业,或填报金融会计之类的挣钱专业。如果我父亲还健在,他也不会让我去做什么诗人梦。选什么专业,报什么学校,在我的确有点“碰巧”。

录取通知书写明第一年在华师京山分校就读,报到后才发现这所分校建在离县城还有几十里的乡下,京山这个丘陵地区与我们麻城老家十分相像――转来转去还是没有离开乡村。农村孩子更向往大城市,我高中录取的同学都在武汉,京山校区和周边环境让我失落感很强。高中毕业后,我是家中挣钱糊口的顶梁柱,我到京山上学,家中只有多病的老母和念中学的弟弟,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我自己在班级和年级中也不合群,主要是我的方音大家听不懂,交流起来十分困难。到京山头一个星期,与喻志丹等同学一起爬山,我说这个地方“最美丽”,大家居然没有一个人听明白。起初我以为是大家嘲笑我,后来才知道自己的发音与普通话相差太大。种种因素凑在一起加重了我的困扰,外人看来我是“七七级”“天之娇子”,我自己却整天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更要命的是,我几个月连续严重失眠,看书和写作也了无兴趣,读什么作品都觉得没有味道,写任何体裁的东西都不满意,甚至觉得大学生活也非常无聊。大学一年级上学期上当代文学课,老师在课堂上差不多讲了一个学期的毛泽东诗词,再没有比这更乏味的文学课了。可能是自己情绪太不好,而不是老师讲得太糟糕,连自己喜欢的文学课我也厌倦了。小说诗歌实在读不下去,我后悔原先没报考理科,于是给本部教务处写信,

要求转到数学系或物理系,校方回信称没有这样的先例,并要求我“培养专业兴趣”。我们六班班主任是刘兴策老师,我到刘老师住的平房里倾诉自己的苦闷,最后我向他提出退学申请。我想回家复习下届重考理科,但这话没有对刘兴策老师挑明,我怕引起刘老师的误解。刘老师听说我要退学十分吃惊,刚刚期中考试成绩我门门优秀,可我的退学理由是自己读不好中文。刘老师说考上大学很不容易,七七级又是令人羡慕的年级,你目前的成绩还不错,辅导员对你也没有任何负面评价,你这样主动要求退学实在太轻率了。没有多久我又向刘老师第二次申请退学,刘老师两次拒绝了我的请求。刘老师待人热情、细心、和蔼,我每次和他谈话都感到温暖,是他的鼓励和温暖避免了我荒唐的退学悲剧。在京山的半年真是度日如年,夜晚难以入睡,白天昏昏沉沉,医生说我是神经衰弱,现在才知道那是严重的抑郁症,甚至已经严重到有了自杀的极端倾向。

京山半年是我一生最灰暗的日子。这次毕业三十周年聚会,同学们都到京山重温旧梦,我一个人没有随大家同去,那段日子不堪回首,我再也不想见到京山!

原先说要在京山呆上一年,多亏同学们齐声反对,在京山呆半年就回到武汉华师本部。暑假过后来到桂子山报到,我到校的时候是夜晚八点多钟,第二天一起床我就去找高中班主任曾说过的那栋“圆顶教学大楼”,连问几个同学都说不知道,有的还说华师没有圆顶大楼,几经打听才知道就是物理系原先的教学大楼,现在改成了学校的行政楼,看到楼上那个小圆顶,我真是哭笑不得。

学习和生活环境变了,我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一些,但仍然事事都提不起精神。没有想到屋漏偏逢连夜雨,来桂子山本部后我们年级开始上英语,我在中小学从没学过汉语拼音,更没有正儿八经学过英语。别的同学是怕记英语单词,我的麻烦是元音和辅音发不准,每一个英语单词的发音我都拼不出来。最怕老师点我拼单词和读课文,我们班的英语老师是宋淑蕙,她每次要点人用英语对话,对我就像是大难临头。刚开始用的是一种油印教材,我一看到它便心里发怵。分班时我被分到了年级英语慢班,慢班里大多是年龄较长的同学,我可能是这个班里年龄最小的弟弟,这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侮辱。我特地请室友李建国兄帮我补习英语,我们一人搬个小板凳,在西区五学生宿舍的树下对口型,念元音,发辅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学会发音。学了几个月才能念出单词拼音,在课堂上还头一次得到了宋老师表扬。事实上,李建国要算我半个英语启蒙老师,毕业时他把自己的英语小辞典送我作纪念。

由于把精力转移到了专业和英语学习,加之我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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