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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中国研讨院院长张维为:在国际比拟中读懂中国道路

新闻2019-07-222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讨院院长、国度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曾任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讨中心高级研讨员。


他担任过邓小平和其他中国指导人的英文翻译,以中英文发表过大量关于中国变革和开展形式的文章,著有《文化型国度》和“考虑中国三部曲”系列(《中国触动》《中国震动》《中国超越》)等。2019年1月,大型思想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播出,目前已播出了26集。张维为作为主讲人以答疑解惑、讨论争辩等方式,向观众展示了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道路、中国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


大革新时期是一个需求思想和话语的时期


记者:东方卫视今年播出的思想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以“演讲+问答”的方式答疑解惑,遭到广阔观众的认可和喜欢。您作为主讲人,录制这个节目的初衷是什么?节目如此受欢送,您觉得胜利之处在哪儿?


张维为: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期。这个节目的初步胜利,印证了我们的判别——大革新的时期是一个需求思想和话语的时期,也是一个可以产生思想和话语的时期。


大革新时期,大家关怀的问题考虑的问题自然更多,我们应该回应这些关切和考虑,努力向公众提供好的思想和话语产品。


这些年来,我们坚持把中国道路研讨和中国话语研讨做实、做透,做到经得起国际比拟。我们把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做,并获得了不少打破。这使我们做这个节目有底气,很自信。


我们主张中国话语的建立应该成为一个活力勃勃的事业。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坚持了一条:真实的观众,真实的问题,不逃避任何锋利的问题。应该说,这个节目根本做到了多数观众愿意看、有觉得、能共鸣。


我感到特别快乐的是,这个节目博得了中国广阔年轻受众的欢送,在年轻人特别关注的B站(哔哩哔哩视频弹幕网站)上的评分是9.7。从大数据能够看到,以90后为代表的中国年轻一代十分爱国,十分爱考虑。年轻一代是国度的将来,我们应该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有温度的肉体产品。


记者:您在演讲中以翔实的数据、鲜活的案例通知我们“中国正在崛起,中国人要自信”。但我们深知,中华民族在完成巨大复兴的征程中会面临各种风险应战,我们应该怎样坚决自信?


张维为:中国人看问题是辩证的,“危”也是“机”,中国崛起的过程不就是一个不时打败各种危机和应战的过程吗?


比如说,十来年前,春运还是我们最头疼的问题之一:一个月时间里,数十亿人次上路,给我们的交通运输带来了宏大的压力和应战。但随着高铁“八纵八横”的建立,随着“一部手机,全部搞定”,出行变得如此便当。如今春运曾经成了展现中国作为“文化型国度”的一张亮丽名片:一个月的时间内30多亿人次上路、百姓对家的牵挂,中国人浓浓的家国情怀、世界一流的根底设备,等等。


有了过去70年获得的成就和经历,有了我们本人探究出来的中国特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没有克制不了的艰难,我们的前景只会越来越好。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主流政治学者、主流媒体人、主流智库的指导思想还是“西方中心论”,还是“历史终结论”。只需中国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一样,中国就是不对的,中国就要走衰,中国就要解体。但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中国疾速而全面地崛起,中国人民生死水平逾越式进步,中国加快了迈向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中央的步伐。坦率地说,这是一个超亮丽的成果单,世界上其他国度、其他政党拿不出来。


用国际视野对待“文化型国度”的崛起


记者:您提出“文化型国度”概念,并将中国定义为“文化型国度”,您以为“文化型国度”有哪些特征?


张维为:如何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不断是我考虑的问题,“文化型国度”的叙说能够较好地做到这一点。“文化型国度”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时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化,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度简直完整重合的国度,即中国。


假如历史上的古埃及文化、古两河流域文化、古印度文化都可以持续至今,并完成现代国度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化型国度”,但这种时机曾经不复存在。假如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支离破碎,并能经过现代国度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范围的“文化型国度”,但这只能是一种假定。假如今天数十个国度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分离,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度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范围的“文化型国度”,但今天看来这也是无法完成的愿景。


“文化型国度”的最大特征是“四‘超’”:超大型的人口范围,超宽广的版图疆土,超长久的历史传承,超丰厚的文化沉淀。这是一种不同性质的国度,其开展有本人的规律,其管理办法也只能是共同的。


我不断说,中国形式的主要特性,照实践理性、民本主义、渐进变革、混合经济等,都有中华文化的渊源,特别是人口、地域、传统、文化这四个“超级要素”大致标准了中国道路的共同性,标准了中国变革开放的途径依赖,标准了中国形式的一切特性。


记者:您有一个观念“一出国,就爱国”,惹起留学生和海外华人的共鸣。作为走访过100多个国度和地域的学者,您以为应该如何在国际视野中解读中国崛起、中国道路和中国形式?


张维为:我觉得,研讨中国道路和中国崛起,放在国际比拟中能看得更为分明。我们能够把世界上的国度分红三大类:第一类是开展中国度,第二类是转型经济国度,第三类是西方国度,然后停止比拟。


与兴旺国度相比,开展中国度最大的应战是消弭贫穷。过去40年,依照结合国的统计,世界上80%左右的贫穷是在中国消弭的。与转型经济国度比拟,我们获得的成果超越这些国度成果的总和。与西方国度比拟,实践上有不少中央我们走在他们的前面了。我们能够把中国胜利背后的中国道路和中国形式也提炼出来停止比拟,比如说,中国道路下的规划才能、执行才能、变革才能等都比西方体制强,这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做得比拟好。


我不是说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今天的中国的确曾经没有必要仰视西方了。我们应该平视西方,当然也没有必要俯视人家。我们一些中央不如人家,但的确在很多中央做得比人家好了,以至好很多。这给我们带来了自信。


记者:我们如今经常讲,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分离如今党内展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任务”主题教育,如何深化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张维为:与西方的“局部利益党”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整体利益党”,背后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历史上我们的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我觉得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决议了,假如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局部人的利益的话,这个政党将被人民丢弃。这是我从文化型国度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承,对这种历史传统基因的一个解释。


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包括普遍的协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从大众中来、到大众中去。这样一种决策机制,可以比拟好地统筹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完成人民整体和久远利益的最大化。


今天的中国曾经构成一种“谋定然后动”的共识,我们看到的一个接一个五年方案的顺利制定和执行,就是很经典的案例。从国际理论的比拟来看,中国决策机制的质量总体上高于西方。西方人经常感慨说,我们的公司都有规划,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但国度简直都没有这样的规划。


我觉得英文中有个表述十分好,叫做“theinstitution”,就是最重要的制度布置。把党建立好,是我们事业胜利的关键所在,否则中国可能又会回到一盘散沙、支离破碎的境地。面对史无前例的各种应战和任务,我们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党本身存在的许多问题,要完成干部的清正、政府的清廉、政治的清明,确保党成为我们事业开展的刚强指导中心。


中国崛起需求建构中国话语


记者:您的著作“考虑中国三部曲”系列(《中国触动》《中国震动》《中国超越》),被以为是与西方话语交锋、建构中国话语的共同尝试,并且您很早就在呼吁“讲好中国故事”。这些是出于什么思索?


张维为:中国崛起一定要有本人话语的崛起,否则你做对的事情也会被解释成做错了。中国话语的崛起需求原创性理论研讨和话语研讨的打破,这包括从源头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


官方话语很重要,能够说是中国道路的定海神针。但目前西方话语仍在国际上暂时处于强势位置,在这种状况下,在中国社会日益开放和新媒体疾速开展的形势下,我们仅有官方话语是远远不够的。


学术的、民间的、国际化的中国话语建立必需齐头并进。总体上看,学术话语比拟中性,有利于我们与外部世界沟通,也有利于我们从源头上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民间话语比拟接地气,有利于我们处理话语脱离大众,包括“党八股”和“洋八股”等问题;国际化的话语也很重要,我们要以外部世界可以听懂的话语和外部世界打交道。


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我们要经过原创性的中国话语建构,从基本上动摇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说。我们要打好学术话语、群众话语、国际话语的组合拳,《这就是中国》就是这样做的,从效果来看是好的。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建构中国话语,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的政治制度?


张维为:如今我们看到国际竞争日益剧烈,我以为政治制度竞争无疑是一个关键。在这个竞争中,我觉得我们能够提炼出三条规范,这也能够说是用一种中国话语,来停止跨党派、跨国度的比拟。


第一,这个国度有没有一个可以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气或者政党。假如有的话,这个国度可能就有更大的竞争力,胜出的可能就比拟大;假如没有,走衰的可能就比拟大。坦率地说中国是有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第二,是看一个国度能否有足够的变革才能。中国需求变革,西方国度也需求变革。但如今看来,仿佛只要中国可以真正地推进变革,为什么?由于变革是要废除既得利益的,而废除既得利益需求有可以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气来推进,否则变革很难停止。


第三,就是看一个国度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中国共产党采用的是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停止决策,所以它的决策力、决策质量总体上明显高于西方国度的小圈子决策、游说集团决策和民粹主义决策的形式。我们决策的执行力应该说也是世界一流的。


这三条规范我觉得能够构成一种中国话语、中国规范。我们能够用它来权衡评判世界各国的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同样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坚决“四个自信”。(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姜永斌徐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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